拙著《丰德园》出版后，因近几年的工作、写作和园林有关，似乎自然就有了一个与传统园林适配的身份，“文人”。虽说自己对“文人”这一称谓不陌生，但一向比较认可的身份是和曾从事的教书工作和小说写作有关。和园林的结缘可能带来的角色变换令自己感觉其中有一些值得探究的话题。

　　“文人”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见诸《诗经》，古称“先祖之有文德者”，后多指知书能文的人。自有了科举，“学而优则仕”制度化，“文人”一词涵盖更广泛。“功名”空白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等是文人，仕途显赫的张九龄、白居易、元稹等亦以文显。查百度，对“文人”的定义仍有新注。

　　文人的身影出现在园林故事中，远的不说，仅以明清时期的嘉定为例，已蔚为大观。据朱怀兴著《亭台幽胜》（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所记，明清时期嘉定私家造园不下百所，留存至今的虽屈指可数，但多数仍可见诸地方史志或诗赋画作。考察这些园林的始建情况有一个共同现象：几乎没有关于造园匠人的记载。这里说的匠人，除了木匠、石匠、泥瓦匠等，更指“造园艺匠”，在今天或可称园林设计师。这一现象也曾引起上海社科院文史专家夏咸淳的关注，十多年前，他写过一篇考据文章，《嘉定造园艺匠夏华甫》，在该文中他根据明清时期嘉定私家园林蔚兴的情况，推测当时除了名园主人、士林才俊或谙造园之道，当别有艺匠妙手。但夏咸淳仅在明清诗文中考得一人，即夏华甫，而此君虽得到过“嘉定四先生”中的李流芳、程嘉燧、唐时升，以及常熟名士钱谦益等大家为他作诗题咏，然在史册方志、碑传记序，以及今人园史著述中，均无关于他的一字半言。“殊可怪也。”夏先生叹息道。

　　笔者分析，这应该是和夏华甫这一类民间造园高手的匠人身份有关。夏咸淳的考据也可佐证，在过去的园林史志中，不录匠人的现象并非偶然，背后体现了特定时代正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

　　另一方面，笔者在园林典籍里也看到，园林故事中徘徊着太多文人的身影，他们中不乏文艺大家、士林才俊，而且正如夏咸淳所言，他们还都深谙造园之道。如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秋霞圃，始建者是明朝成化年间进士、工部尚书龚弘，在它作为龚氏宅第后园时，即以山石池沼、曲径廊榭取胜。南翔古猗园最早的两位园主，一位是曾任明朝河南府通判（州府副职）的南翔人闵士籍，一位是明万历年间贡生、名门之后李宜之，协助李宜之改建猗园的则是嘉定竹刻名家朱三松，后者“曾手自擘，堆叠猗园”（夏咸淳语）。南翔的另一名园檀园，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造园者是享有“诗书画三绝”美誉的“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嘉定城内的秦家花园，前身是小山堂花园，明崇祯皇帝的岳父周奎所造，因又被称为“周娘娘花园”，到了清朝归嘉定秦氏，后为国子监生出身，兼具文人、商人身份的秦溯萱重新布局，扩建为秦家花园。位于嘉定江桥以“中西合璧”著称的黄家花园，造园者黄伯惠（字承恩），上海《时报》老板，早年毕业于复旦公学（1917年定名复旦大学），游历欧美十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对摄影、园艺、考古等亦颇有造诣。

　　另考已湮没的嘉定古园林，徐学谟的归有园，时偕行的时氏园，唐时升的唐氏园，龚弘的三隐堂，龚用圆的龚家花园，赵洪范的岁有堂，王敬铭的百忍堂，秦大成的宝伦堂，侯峒曾的寿宁堂，张鹏翀的双清阁，张大有的平芜馆，汪明际的垫巾楼，沈绍伊的石冈园，陈炎的涉园，张崇儒的薖园，等等，这些园林的创建者无论有无功名、功名大小，无一不具有文人身份和出众才学。

　　由此可证，文字记载中罕有关于“造园艺匠”的笔墨，其实也不足为怪，从另一面看，史志诗文中这一“阙如”，可视为明清时期园林主人往往就是园林设计师这一事实的反映。

　　这一情况也解释了那个时代江南园林蔚兴的原因。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其富有变化、美轮美奂、神形兼备的砖木结构，如诗如画的空间布置，对自然山水的膜拜，实用与美观的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些风格特征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家居环境的美学理想。在方法上，江南园林以巧妙、含蓄的对比和反衬，呈现“壶中天地”的意境，移步换景，曲径通幽，露而不尽，别有洞天。江南园林堪称是一种综合多种艺术的文人创作，至明清达到高峰。它的理念源头可追溯至陶渊明的“桃花源”“园田居”、王维的“辋川别业”等。江南园林的形貌风格和文化含量，使它堪称世界建筑百花园中一朵奇葩。

　　至清晚期，以苏州园林为标志的“园林时代”由盛而衰，园林中的文人身影定格于逝去的岁月，令人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今人造园如丰德园，园主南翔人，成长于古镇猗园，从小对园林文化耳濡目染，心存虔敬，成年后两次上大学，学的是建筑。其造园班子，依然是园主挂帅，率一班能工巧匠，此外与时俱进有了专业园林设计师。园主说，造园的过程是自己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他的园子也正是一件一丝不苟、精雕细琢、致敬经典的习作，同时在材料、工艺、功能上有一些适应时代的改变和尝试。丰德园不再是过去那种私家居住的宅园，也有别于一般公园，它从问世那天起即有意尝试将过去园林对内服务的功能社会化，令游客在特定情景的入园体验中，更容易被唤起意识深处某种文化认同感，这可能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的园林文化在今天能够得到传承和传播的一种有益尝试。

　　作为《丰德园》一书的作者，笔者曾以为对江南园林并不陌生，自己年少时曾在坐落于秋霞圃原址的嘉定城区一中度过四年求学光阴。然而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对园林的回望越深、所见越丰，越令笔者深感自己还待在门外。笔者在书中所记，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愿望：即在第一时间的现场记录下造园的人与事。过去的史志诗文中几无关于匠人的笔墨，其实对于园主造园事也往往所记不详，以致像秋霞圃、古猗园这样历史悠久的名园，流传下来的故事往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关于龚尚书玄孙龚锡爵向早已购买自家祖屋的买主要求“添价”的故事，关于古猗园逸野堂前两棵盘槐因树龄不同而被“相传”的故事。《丰德园》中所记，常常不避琐碎，其实也因为在那些描述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池似乎都别具意蕴，令人若有所思、若有所见。而从笔者有限的视角观之，园林中的种种人文景观，似触手可及，却恍若隔世。